案头摆放着瑞慈送我的册子——《风寒干更直》，这是瑞慈和她的亲人写给父亲的纪念册子，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们最亲爱的爸爸张来意先生，及所有张家挚爱的亲人及亲爱的朋友。”这本册子是瑞慈在我第二次赴马来西亚时送的，她说，“第一次我们还不太熟，所以不敢送你。这本册子数量不多，只是送给少数亲朋好友的。”显然，难得她这份真情，她已经把我当作亲友圈中的少数亲朋好友了。册子上有她精心设计的亲笔签名“瑞慈”，落款日期是2009年10月9日。想来可能因为事务繁忙，她把日期签错了，正确的时间应该是9月10日。
我和瑞慈认识的时间不长，见面的次数就两次，前后不过十余天。单从时间长短看，我们之间谈不上深交，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十余天里，因为一份“血浓于水”的华夏亲情，因为华文教育，我们迅速地成为了知心朋友。说来冠冕堂皇，然而却又真实无比的是，和瑞慈的相识相知全都在华文教育过程中，我们的私人友谊也是在华文教育过程中建立的。
7月6日，我们一行五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推广办公室，赴马来西亚举办第三届马来西亚全国中小学华文师资培训，飞机从早上九点推延到十一点，又从十一点推延到十二点，本应下午三点到达马来西亚的航班推迟到下午六点多，走到机场出站口看到了焦急等候的瑞慈一行，真是十分抱歉，这一延时让他们在机场硬生生地等了近四个小时。9月8日，我一个人赴马来西亚，接机的还是瑞慈。——其实，到马来西亚培训中小学华文教师的中国同行都知道，每一个中国老师都是瑞慈亲自接送的。
瑞慈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特别助理官，分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具体事物，按官阶计是马来西亚的高官了。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前两天还遵照汉办有关官员 “注意外交礼仪”的吩咐，不敢直呼“瑞慈”，彬彬有礼地称呼人家“张助理”，但看着我们团里几个比我小多了的女老师都亲热地叫她“瑞慈”，后来也就不客气地跟着喊“瑞慈”了。
第一次去马来西亚非常匆忙，三天培训安排得满满的，我和瑞慈很少有时间单独交流，我们的交往自然而然地落在培训课程里面。三天培训，我个人单独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课，瑞慈也差不多听了七个半小时。讲“中华文化”时她坐在下面的听众座位上，讲“文言文教学”时她一边替我照相一边还要视察另外一个课堂的情况，只能在离讲桌很远的地方“旁听”。七个半小时下来，她欣喜地告诉我，“老师们普遍反映你讲得很好。”看得出来，在这七个半小时的间接交流里，她完全信赖我了——后来，同去的一位老师因为感冒担心上不了课，她安慰这位老师说，“怕什么，有你们团长呢。”下午晚餐时她跟我讲，她对这次培训一直没底，尽管中国老师的培训已经是第三次了，但前两次进行得都不是很顺利，上次培训结束时她在会上哭了，请求前来参加培训的马来西亚华文教师要有一种“使命感”，如果华文教育上不去，很快就被马来语、英语教育取代，到时候民族文化没有了，华文教师也就失业了。现在想来，我们能建立一种很深的友谊，得益于我们的课部分地卸下了她心中的那副重担。
2009专家来马课程第二次去马来西亚依然匆忙，然而由于只接送我一个人，我们有很多时间在车上交流。她谈起她可爱的三个儿女，谈她枕边人对她所钟爱的华文教育事业的全力支持，她遗憾地告诉我家中正在装修，不然一定请我去坐坐，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华文教育。她反复谈的是她的担心，因为第二天要进行的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华文教育发展圆桌会议，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加之各种团体的小算盘和不同程度的隔阂，这次会议能否如愿完成各项议程还真是一个未知数。为了这次会议，她苦心经营，把马来西亚教育部各相关部门、马来西亚各阶层、各团体、各单位的华文教育资深人士都请来了，其中就包括她的大学老师，六七十岁的大学教授林水濠博士，希望有他老人家的坐镇，关键时候能稳得住阵脚。
然而，华文教育发展圆桌会议出人意料地顺遂。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大家畅所欲言，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成立了华文教育发展基金会。这正合了中国一句古语，“兄弟鬩于墙，外御其辱。”中国人历来有这种传统，面临外来危机时能够放下内部的一切争斗，携手共度时艰。看来马来西亚的华人，虽然换了国籍，但还一直保留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斗争传统。第二天，我的主题报告《扎稳重心、激活过程、提升人生地教学华文》宣讲下来，会场气氛热烈，反响良好，午餐的时候瑞慈兴奋地告诉我，“你的报告大家都说好，我的老师林博士都说非常受启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发现完全不同的天地。” 看得出来，她对会议的成功多了几分信心。
王元华我作完报告的当晚，吃完晚饭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她本来已安排好她的同事带我去云顶看看，但临走时她又改变了主意，拖着疲惫的身子随同我们一起上山去，玩到晚上十一点才回宾馆。云顶，常年云雾袅绕，是马来西亚最大最豪华的游玩圣地，也是马来西亚唯一的一家赌场所在地，那里有湖，有山，有自然景观，有人工设施，三家大型旅店把几个山头连成互通的一个深宅大院——据说，这是世界上客房最多的旅店，里面是生活天堂、娱乐王国，吃、穿、住、玩一条龙服务，一个人步行一天没办法逛完里面的景点。那晚，我们去得晚，大致看了一下赌场，用陪同的陈博士的游玩卡玩了几回老虎机，单从游玩的角度谈不上尽兴，然而看着陪同的瑞慈以及其他十来个官员，不能不感动。殷勤待客之道，被一代一代饱读诗书的中国儿女传承着，瑞慈他们即使来到马来西亚定居几代了，仍不改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的古朴追求，可见“圣然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翻着瑞慈送的册子，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披麻戴孝、红漆寿木、篾扎纸糊的冥宅大院、守夜、满七，等等，只有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早已消失殆尽，不想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依然被大方而忠实地传承着。要说中华文化，丧葬文化是流传最久也最完整的文化之一，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丧葬仪礼和我小时候所见的农村丧事形式大同小异，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也从根上理解了瑞慈等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华文化情结。中国古人的葬礼给人的感觉是，人离开了人世，不是走向一个消逝的世界，而是荣登冥府，那里屋宇宽敞，雕龙画栋，妻妾成群，儿孙满堂，比人世还要富足快乐。我想，习惯了这种文化熏陶的马来西亚华人，心里要是没有了这种文化的支撑，死后魂归何处？虽然从唯物的观点看，人死后肯定会化为黄土灰烬，但谁人生前也不希望自己闭上眼睛后就随风飘散，不能在亲人、朋友、世人心中留下点久远一些的记忆，所以巴金说，人不光是靠吃米活着的。人们生前身后都会寻找一个文化价值渊薮，精神寄托之邦。文化上这种无处不在的托付，恐怕是瑞慈他们内心无言无意识的执着之一吧。
读着瑞慈沉重的文字：
“老爸每一次入院，对他自己和身边亲爱的人都是很沉重的记忆。
每一次亲人都只能在四面苍白的墙中，眼巴巴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无助地与空气拉锯。
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然后，偶尔凝住几秒不来不往的惊心动魄。”
内心禁不住产生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人类不管富足或是贫穷，强壮或是病弱，面对着死神，都只能是束手无策，在一种无助而痛苦的沮丧中目送亲人的离去。在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眼里，面对着自然的强势，人类总是无能为力的，正因为意识到人类的脆弱与人生的无常，中国人对亲情才无比珍惜，格外讲究孝道。孔老夫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迷信的丧葬礼俗，与其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封建孑遗，不如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对亲人久远而深沉的珍重。从瑞慈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带有民族情结的珍重与不舍。这也让我彻底理解了她的某些毫不含糊的执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圆桌会议的第三天，在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得失过程中，有一位一线老师提出课本中的古诗文名句是否可以减少，尤其是预科班课本中的古诗文名句是否应该删除，瑞慈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以毫无商量余地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我们靠什么来传承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文言文没几篇，古诗词没几首，如果连古诗文名句的学习也减少了，那么影响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会从孩子的教育中消失了，这是一种罪过。中华传统文化在她心中的分量何止千斤！
和瑞慈在一起的日子，我时常被她深深感动着。对待从中国来的老师，她从来公私不分，把大家当成朋友与亲人，她掏自己的钱请中国老师吃饭、给中国老师买纪念品，她把做生意的老公从生意场上拉下来为中国老师开车，陪同中国老师游玩。我第一次回国时，打在行李包里的还有给前两次去马来西亚培训的三位老师的礼品。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她和老公开着车去马来西亚最贵的日本料理馆吃自助餐，她和她老公不停地为我带来“值得品尝”的食品，从实际看，我的这一餐自助餐绝不是自助的。她的热情与周到总是让我有愧疚感，觉得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做得太少，觉得为一个全身心投入海外华文教育的斗士做得太少。我每每对她说，“你太热情了，我总觉得受之有愧。”她总是说，“我到中国来，你一样对我就行。正因为这样，我才和好多中国老师成为好朋友。”从另一个角度看，除了私人友谊外，她希望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结交越来越多的同志与朋友。
回中国一个多月了，一直有一种把瑞慈介绍给中国教育界与文化界的冲动与愿望，但一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细细描述，老觉得内心有一件事没完成。而当要写的时候，提起瑞慈，我想到的又不只是瑞慈，还包括很多她那样的马来西亚华人，诸如她的看起来非常年青非常勤快的老公，一直陪同我们游玩的马六甲的刘荣喜督学，为我们当司机的教育部的江嘉翊总督学与周锦聪特别助理，和我相约退休后来中国偏远山村小学教英语的课程司司长李文桦博士，等等，想来，我只能把瑞慈当作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来写，只能通过瑞慈，反映马来西亚热心和献身华文教育和民族文化的华裔群体的精、气、神。
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7月8日晚上十二点，我们同来的一位女老师感冒不舒服，出于种种考虑，我把瑞慈从床上喊起来，和她商量要不要上医院检查。瑞慈马上把熟悉当地医院的刘督学、余督学等三位地方教育部门的领导请出来，他们深夜开车带着我们到处找医院医生。因为考虑当时是猪流感肆虐的特殊时期，特意选择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私人诊所就诊。所幸无事，不是什么猪流感，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就诊回到旅店的时候，江总督学等十来位教育部门的领导都已在宾馆大厅里焦急地等候着我们归来。此情此景，真是令人感动流泪。一位中国老师的小小感冒竟然劳动如此众多的大小领导，不顾夜深，不顾疲劳，忙里忙外，这只能归因和归功于同宗同族血脉相连的文化纽带所凝结的血肉联系。
这一群人，因为一种文化，彼此内心相通，为了一种文化，呼吸与共，肝胆相照，任何一个细节都不马虎，对于从老家来的亲人自然是恩爱有加，丝毫不敢疏忽大意。
文章载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第51期教研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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